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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小说四十年

时间:2019-07-09来源:读吧文学网

  2018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大约从年中开始,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差不多就都已经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纪念40年前发生在中国的这样一件从根本上改变了很多人,改变了国家与民族总体命运的历史事件。这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恐怕就是文学领域。文学领域,不仅是整体改革开放事业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文学在我们国家整体意义上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扮演着探路的前锋官角色。也因此,来自于文学领域的回顾便带有了一种特别的意义和价值。

  文学领域,一方面固然突出地体现在作为整体存在着的国家文学层面上。另一方面,却也不容忽视地体现在区域文学的层面上。我们之所以强调区域文学的重要性,乃在于进入共和国时代之后我们严格意义上的一种行政区划。倘若说狭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1917年——1949年)时代,中国文学的中心集中在北京与上海这两个文化中心,那么,到了新中国,中国当代文学便不再仅仅集中在诸如北京与上海这样的文化中心城市。虽然我们也承认,相对来说,这些文化中心城市可能会积聚更多的文学人才,但与此同时,却也有很大的一部分作家分散在了全国各地不同的省域。而这也就为我们探讨区域或者干脆说就是省域文学的意义,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从区域或者省域文学的角度来说,地处黄土高原腹地,一贯被称作是“表里山河”的山西,可以说当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大省,或者也可以被看作是文学强省。之所以在是否文学强省的判断上有所犹豫,关键在于文学强省的标准确定上。依照当下时代一种不成文但却约定俗成的理解,那些可以被称作文学强省的省域,无论如何都应该有作家作品获得过所谓的某某文学奖。从这样一个标准来看,山西的情形就多少显得有点尴尬。因为,山西获得文学大奖的确实并不多。然而,我们之所以还是坚持把山西看作是文学强省,另外的一个婴儿癫痫病的初期特征原因就是,我们山西曾经出现过以赵树理为杰出代表的,包括了“西李马胡孙”等5位作家在内的“山药蛋派”。因为曾经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过“山药蛋派”的缘故,把山西看作是文学强省,如此一个结论也还算是可以成立的。

  说到山西改革开放40年来的小说创作,首先要提及的,恐怕还应该是刚刚提到过的“山药蛋派”老作家。虽然由于年龄的原因肯定不可能再成为改革开放后山西文学创作的主力,但我们却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这一批老作家在上世纪80年代山西小说整体格局中的存在意义和价值。马烽的短篇小说《结婚现场会》与《葫芦沟今昔》先后两度荣获鲁迅文学奖的前身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西戎的短篇小说《住招待所的日子里》,胡正的短篇小说《那是一只灰猫》,尤其是他极具历史反思精神的两部中篇小说《明天清明》与《重阳风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了“山药蛋派”一代作家的锋芒犹存与宝刀不老。

  尽管说几位老作家依然表现出了不俗的创作实力,但相比较来说,线年代山西小说风骚的,却是“晋军崛起”的一代作家。这个时期的中国,整体上进入了一个格外难能可贵的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的时代,曾经黯哑一时的山西小说创作,与全国的小说创作相同步,很快就出现了一种小说创作的新高潮。因为影响巨大的《当代》杂志曾经在1985年的第2期,在集中发表一批山西作家小说作品的同时,在“编者的话”中形象生动地把山西小说家的创作称之为“晋军崛起”,所以,在代际的意义上,山西的这一代作家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晋军”作家。更具体地来说,所谓“晋军”作家又是由两部分作家构成的。一部分是祖籍不在山西,但因为各种原因而千里迢迢来到山西的知青作家,诸如李锐、柯云路、郑义、钟道新等。另一部分则是祖籍山西的本土作家,成一、韩石山、张石山、田东照、周宗奇、蒋韵、哲夫等作家。需要注意的是,与“山药蛋派”作家有所不同,这批治疗羊羔疯要多少钱“晋军”作家,最大的一种写作特色,恐怕就是摆脱阴影,更多地从一种文化反思的角度来切入并思考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生活。这样一来,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可以被看作是文化现实主义的小说写作潮流。

  所谓的文化现实主义,就是指在小说创作过程中,这些作家们格外地重视从文化的角度切入现实生活,或者干脆就将自己所表现着的现实生活看作一种文化现实的小说艺术形态。虽然关于什么是文化,是一个迄今都未能有定论的,如钱钟书先生所言“你不问我倒还明白,你一问我反而糊涂了”的问题。但是,对于此前的中国文学界而言,一部小说是否取文化的视角,应该还是一目了然不难判断的。应该承认,山西小说创作中这样一种蔚为大观的文化现实主义艺术形态的形成,与上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过的文化热有很大的关系。在我看来,其中诸如李锐、郑义的一些作品是完全可以被归入带有明显的文化反思色彩的“寻根文学”之中的。而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逐渐成形的“寻根文学”则当然应该被理解为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一种直接结果。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意味着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文化意识的普遍觉醒。具体来说,这一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主要包括李锐的《厚土》与《太平风物》,郑义的《远村》与《老井》,张石山的“优犹遗风录”系列小说,评论家李国涛以高岸为笔名发表的一系列小说,当然还应该有曹乃谦那个有特别影响的“温家窑风景”系列小说。其中,比如李锐《厚土》系列中的个别篇什,经过了将近30年时间的淘洗检验之后,甚至表现出了一种十分明显的经典化意味。

  文化现实主义之外,另一种值得注意的艺术形态,乃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宏大叙事”的政治现实主义写作倾向的存在。我这儿具体所指的乃是以张平的《抉择》《国家干部》和柯云路的《新星》《夜与昼》等为突出代表的一种带有明显史诗性特质的创作倾向。有论者指出:“所癫痫病是怎么引起谓‘宏大叙事’是指其宏大的建制表现宏大的历史、现实内容,由此给定历史与现实存在的形式和内在意义,是一种追求完整性和目的性的现代性叙述方式。‘民族——国家’的寓言性叙事一直是现代文学史的主体,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六十年代,‘宏大叙事’更以‘革命历史小说’的形式表现出强硬的意识形态规定性和意识形态生产功能。”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来使用“宏大叙事”这一概念的。我认为,张平与柯云路的长篇小说创作(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虽然他们都有过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体验,但他们操持得最为得心应手的都是长篇小说这种小说体式,他们的最高成就都体现在长篇小说的写作上。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甚至完全可以把他们干脆就称之为长篇小说作家)极鲜明地体现出了“宏大叙事”的特征。在他们的长篇小说写作中,我们不难发现诸如《子夜》与《创业史》这样潜文本影响的突出存在。不管是张平,还是柯云路,都力图以长篇巨制的方式全面立体地概括表现作品所描写着的那个时代,而且都还试图穿透生活的表象,将某种内在的深层本质挖掘出来。张平的《抉择》《国家干部》相对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柯云路的《新星》《夜与昼》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其具体艺术表现的情形都是如此。

  当然,就在那批曾经影响巨大的晋军作家之后,也出现过一批年龄相对更年轻一些的作家,但因其思想艺术个性还不够成熟老道,依旧在小说的创作道路上不断探索着。举凡权文学、毛守仁、孙涛、常捍江、张行健、谭文峰、房光、张雅茜、刘维颖等等,都明显地属于这一群体之中。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接下来,就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的山西小说创作了。在这个阶段,山西的小说创作再一次迎来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春天。这一次出现的虽然主要是年龄相对小一些的第五代小说家,但由于诸如王祥夫与吕新这样一些成名已久的小说家,在这个时期获成年癫痫病患者可以外出吗得过巨大的荣誉,所以,我们就把他们两位也放到了最后一代作家来加以认真描述。除了他们两位之外,诸如葛水平、李骏虎、笛安、王保忠、唐晋、杨遥、小岸、李燕蓉、孙频、手指、阎文盛、浦歌、李来兵、韩思中、李心丽等,都可以被看作是这一行列中的佼佼者。当然,还有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更是在另一个小说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先让我们来看吕新、王祥夫以及葛水平他们3位作家。一贯被文学史家把他与马原、余华、格非、苏童、孙甘露等并举为先锋作家的吕新,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一如既往保持先锋品质的同时,更是把表现视野投射向了既往的历史时代。一种深刻的历史怀疑与反思精神的具备,恐怕正是其中篇小说《白杨木的春天》能够荣获鲁奖的根本原因所在。与吕新的先锋特色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王祥夫与葛水平的那样一种具有突出本土化色彩的小说创作。不论是王祥夫以鲁奖获奖作品《上边》为突出代表的一系列精致短篇小说,还是葛水平的《甩鞭》《地气》《喊山》(其中《喊山》曾经荣获鲁奖)等一系列中篇小说,其传承并复活中国本土小说传统的创作特点均非常引人注目。

  但不管怎么说,与他们的那些前辈作家尤其是“晋军”一代作家相比较,这些更年轻的作家,虽然思想艺术均已开始走向成熟,但在全国文坛的地位与影响力却还远远不够。尽管如此,但我们却不无欣喜地看到,他们的确已经开始更多地从晋军一代作家的文化反思,回归到了文学本体的不懈追求。说实在话,能够在新世纪后,集体性地涌现出如此一批可谓朝气蓬勃大有潜力可以挖掘的年轻作家,的确是一件难能可贵的文学现象。在行将结束我们匆忙而不失粗疏的扫描之时,我们所寄望于这批年轻作家的,就是能够广泛地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文学遗产,走向更其开阔的思想艺术境界,争取早日写出不辜负广大读者衷心期待的优秀小说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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