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文网

当前位置: 首页 > 长篇小说 > 正文

托洛茨基的党内民主思想评析学术争鸣www.hlmsw.cn,泛亚高铁

时间:2021-04-05来源:读吧文学网

  作者: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王进芬

  〔摘要〕托洛茨基在批评苏共党内民主严重不足的过程中,围绕党内民主问题有大量理论阐述和思考。他强调,党的领导机关不能代替全党考虑和解决问题,应重视基层党员的民主权利;批评自由是党内民主不可或缺的内容,发扬党内民主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重要条件;党内民主绝对不是允许派别活动的自由,但要防止派别活动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党内民主缺失必然带来党的领导干部的蜕化和苏共的变质。托洛茨基对苏共党内生活状况的批评是符合实际的,在如何防止派别活动等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关于发展党内民主的主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组织原则要求,对斯大林个人集权的认识要比西方学者深刻;他指出党内民主匮乏势必会引起党的蜕化变质,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首次深刻揭示了党内特权阶层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内在联系。托洛茨基关于发展党内民主的合理主张,由于淹没于苏共当时关于国内外问题的激烈争论、党内权力斗争等复杂政治因素中,再加上他个人性格等方面的原因,最终并没有赢得党内广泛支持和引起党内应有重视,反而最终被打成了修正列宁主义的反对派。这样的结果无论对托洛茨基本人还是对苏共而言都是一个悲剧。

  〔关键词〕托洛茨基;党内民主;党内派别;斯大林;民主

  〔中图分类号〕D1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6-0059-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理论与实践研究”(10AKS001);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王进芬,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23。

  列夫?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和列宁时期苏维埃政权的重要领导人。列宁去世后,他同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建设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最终被开除出党并于1929年1月被驱逐出苏联,1940年8月在墨西哥遭暗杀。尽管托洛茨基迄今为止仍然备受争议,但他无疑是在苏俄历史乃至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和最早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人物。客观地去研究,而不是如过去一段时间那样全面否定托洛茨基的理论观点和他所主张的方针政策,特别是他关于党内民主的理论阐述和思考,对于认识苏共垮台的原因,可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对我们思考当前党内民主建设中的迫切问题也有重要启迪。

  一、托洛茨基党内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

北京去哪家羊癫疯医院

  (一)党的领导机关不能代替全党考虑和解决问题,应重视基层党员的民主权利

  对于按照民主原则组织起来并开展活动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党的领导机关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必须尊重党内大多数人的意志,倾听全体党员的呼声和要求,这是党内民主的题中之义。但众所周知,苏维埃政权成立不久便面临的重兵压境的形势使得俄共(布)在整个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总的来说实行的都是“战斗命令制”的工作方法,即普通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党的领导机关发出的命令,不得加以讨论。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但在实践中也必然导致党内民主的不足和党的生活的官僚化。实际上,国内战争结束时,党内生活的官僚化和党内民主的严重不足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正因为如此,俄共(布)十大提出了必须实行从“战斗命令制”向工人民主制转变的任务,要求党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的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未经通过以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1〕

  遗憾的是,党内政治生活并没有随着和平时期的来临走向工人民主制,而是党的领导机关越来越凌驾于全党之上和越来越习惯于代替广大党员和基层组织做决定。比如,布哈林在1923年的一次讲演中就曾这样描述党组织的基层选举和党内对问题进行谈论时的情景:把党组织成员集合起来,问他们“‘谁反对?’由于他们多少都不敢说反对,于是就任命被指定的人为书记……在大多数情况下党组织的选举变为带引号的选举……因为谁要是表示反对上面的意见,那是会倒霉的……”。对政策问题的“所谓讨论”也是这样:“主席问‘谁反对’没有人反对。决议一致通过。那就是我们党内关系中习以为常的形式。”〔2〕

  针对党的机关日益官僚化的趋势,托洛茨基于1923年10月8日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写了一封信,称“现行制度比战时共产主义最艰难时期更远离工人民主制。由于采取挑选书记的方法,党机关的官僚化已经达到闻所未闻的程度”。〔3〕与此同时,党内46位重要领导人也就党内生活状况提出了批评:“党内的自由争论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党内舆论沉默了。现在不是广大党员群众推举和选出省委和俄共中央委员会。相反,党的书记等级越来越多地在选拔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代表,而党的代表会议越来越成了这一等级的安排工作的会议”,“党内确立的制度令人不能忍受,它扼杀党的独立性,用精心挑选的官吏来取代党”。〔4〕

  鉴于上述情况,1923年12月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太原癫痫病治疗哪家好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明确指出党的机关出现了官僚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并再次重申了俄共(布)十大关于发展党内民主的要求。但党内高层对发展党内民主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如有的人认为党还不具备实现党内民主的充分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平,还有的人甚至把要求发挥党员的首创精神看作是追求小集团的自由、破坏党的统一等。在这样的情况下,托洛茨基于1923年12月8日再次给党的会议写了公开信,之后又以“新方针”为总标题在《真理报》上发表系列文章,后来又补充几篇,于1924年1月以《新方针》的书名结集出版。这些文章包括《给党的会议的信》《关于党内新老两代的问题》《小集团和派别主义》《党的社会成分》等,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党内民主问题。

  托洛茨基在《新方针》一书中对党的机关日益官僚化的趋势提出强烈批评。在《给党的会议的信》中,托洛茨基指出,党内出现了“党的机关代替全党考虑和决定问题的倾向”。〔5〕在《关于党内新老两代的问题》一文中,托洛茨基则直言党内出现了“两层生活”的危险,即“上层作出决定,下层只是听取决议”,这引起基层党员的严重不满:“不管党机关的考虑和决定是否正确,但是在他们考虑和决定问题时总是没有我们参与和替我们包办……”。〔6〕

  不仅如此,托洛茨基还对党的领导机关如何改进工作提出了明确的主张。在《给党的会议的信》中,他强调“党内生活的重心应从机关转移到党这个组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积极性、批判的首创精神和自治上来”。〔7〕在《关于党内新老两代的问题》一文中,他借普通党员群众之口,表达了他们对党内民主的热切渴望:“我们不仅想受你们的领导,而且想同你们一起参加对阶级的领导……这是我们党员的权利”,“我们希望积极地自觉地参加制定党的意见和确定党的行动路线”。〔8〕在《小集团和派别主义》一文中,托洛茨基明确指出,“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听取广大党员群众的呼声”。〔9〕

  但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如托洛茨基所愿,党的机关日益官僚化的趋势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愈演愈烈,党内民主越来越成为奢望。在1931年的《苏联的发展问题》一文中,托洛茨基就此说道,“机关代替了党”,“党内民主荡然无存。地方的党组织由书记挑选并专制地加以改造。新的党员按照中央的命令和采用政治征兵制的方法征募。地方党组织的书记由中央委员会任命,而中央委员会则正式地和公开地变成了总书记(斯大林)的一个咨询机关。代表大会被任意地延期,代表们是根据他们同那不能调换的领袖的团结一致的表现由上峰挑选的。下层对上面的监督已西安那家治癫痫好经是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10〕

  (二)批评自由是党内民主不可或缺的内容,发扬党内民主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重要条件

  由于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和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党内在某些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是正常的。托洛茨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1923年的《小集团和派别活动》一文中,托洛茨基说:“党对同一个任务往往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解决。至于哪一条途径更好、更短、更经济,是会发生意见分歧的。这类意见分歧可能由于问题的性质不同而涉及广大党员,但这决不是一定意味着这里有两种阶级倾向在进行斗争。毋容置疑,这种现象今后在我们这里还会不止一次而是几十次地出现,因为我们面临的道路是艰巨的,不仅政治任务而且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组织问题都会造成意见分歧和临时性的各种不同。”〔11〕

  出现意见分歧不可怕,重要的是怎样对待党内的意见分歧。托洛茨基的主张是:“批评自由和思想斗争自由是党内民主不可或缺的内容”,不能采取压制手段禁止党内争论和批评。〔12〕在《新方针》一书中,他对那种“一听到批评、反驳和抗议就要别人交出党证来”的压制党员民主权利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强调在党员群众发出困惑、怀疑、反对和批评的呼声时,不能总是以呵斥、遵守纪律的要求来回敬他们。他明确指出:“新方针的出发点应该是,使大家在机关内自下而上都感到没有人敢吓唬党。”〔13〕

  托洛茨基这些论述实际上涉及到如何处理严格党的纪律与发展党内民主的关系问题。这也是实现党内批评自由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因为党内民主意味着党员是党内事务的主人,拥有对党内事务独立地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而纪律则以服从为特征,具有强制性的特点。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既要求党员严格服从党的纪律,又不因为服从的要求忽视党员的主体地位和牺牲党员的批评自由就显得特别重要。在《新方针》中,托洛茨基就发展党内民主与严格党的纪律的关系问题说道:“革命的主动精神,即批判地大胆地探讨问题的精神是与战斗中的铁的纪律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14〕他明确指出,党所需要的不是“消极听从、机械地顺从首长、毫无个性、阿谀奉承”,“布尔什维克不只是守纪律的人,不,他是这样一种人,他埋头钻研,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自己坚定不移的见解,他不仅在对敌作战时而且在自己的组织内勇敢和独立地捍卫自己的见解”。〔15〕很显然,托洛茨基这里是强调,党的领导机关不能因为严格党的纪律而忽视党员个体的主体地位,压制党员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见解,窒息党内民主。

  然而,托洛茨基期望的新方针的癫痫病可以治吗?出发点,即“使大家在机关内自下而上都感到没有人敢吓唬党”并没有成为现实。与之相反,敢于向党、向斯大林提出不同意见和进行批评的人,无不成为了被无情打击和清洗的对象。在《被背叛的革命》一文中,托洛茨基就斯大林残酷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的做法气愤地指出,在列宁时期,虽然党面临帝国主义的干涉和武装富农的破坏,党内依然能够就最尖锐的政治问题进行公开的和无所畏惧的争论。“而现在,干涉已经停止,剥削阶级已经被摧毁,工业化取得了无可争议的成就,而绝大数农民已经集体化,为什么在这时候不能对永不更换的领导提出最轻微的批评呢?为什么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只要要求根据党章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就会被立即开除,任何一个公民,只要说出对永不犯错误的斯大林的不同意见,就几乎等同于参加恐怖活动而会受到惩处?这样可怕地骇人听闻地和难以容忍地加强镇压和警察机关是什么缘故呢?”〔16〕

  需要指出的是,托洛茨基所以如此强调党内争论,固然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的题中之义,但同时也是因为在他看来,这直接关系着能否实现党的正确领导。他认为,党在制定党的大政方针时,只有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积极征求和听取不同岗位上的全体党员的意见,才能充分发挥党的无可估量的优越性,即党的多方面的集体经验,实现科学决策。在《党的社会成分》一文中,他以如何实现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为例分析说,“既然问题涉及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那么党就要考虑――必须考虑――分布在行政和经济部门的不同职位上的全体党员的经验、阅历和意见。……把所有这些工作人员的经验取长补短地综合起来,确定党对整个经济工作,尤其是对某个具体经济部门的领导路线”,“十分明显,这种切实有效的党的领导只有在活跃的积极的党内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实现”。〔17〕托洛茨基在这篇文章中还进一步明确指出,在党内决策时越是机关化的工作方法占优势,即一切事情都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有时集中在书记一人手里,“就不能长久保持正确的路线……因为它不具有经常的、有计划的和集体领导的性质”,“认为书记有了书记这个头衔就能在他身上体现党的领导所必需的全部知识和本领,这确实是幼稚的幻想”。〔18〕在1927年9月27-28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托洛茨基说道:“斯大林的不幸(它已越来越成为党的不幸)就是斯大林的智力才能和由党机关集中在他手中的权力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19〕很显然,托洛茨基这些论述是强调,如果党内决策时不能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而是少数人或个人说了算,就不能做到集思广益,从而为实现正确决策提供充分的智力支持和保证。

------分隔线----------------------------